（原标题：“三红一创”：红色叙事的经典之作 孙英臣）

       上世纪70年代初正闹书荒，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人们都对图书如饥似渴。记得我们学校有个图书室，连个书架也没有，只有一个木头箱子，里边装着一百多本书，而且多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和工农业生产常识之类书籍，因“评《水浒》、批宋江”而得以出版的古典小说《水浒传》，是其中借阅量最大的图书。就是在这样的阅读背景下，我从同学手中借到了一本“少皮没毛”的书，没有封面和封底，开头和结尾的几页也不知所踪，但其中的故事格外引人入胜。从被磨损得漫漶不清的书脊上，可以依稀辨认出书名——《红旗谱》。“三红一创”之一的《红旗谱》就这样闯进了我的阅读视野。

       所谓“三红一创”，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出版的4部著名长篇小说，“三红”指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梁斌的《红旗谱》；“一创”指柳青的《创业史》。“三红一创”对新中国几代读者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人们不仅接受了其中高扬的革命英雄主义价值观念，也接受了其中蕴含的审美趣味乃至言语方式。“三红一创”出版至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时光流逝非但没有将其湮没在历史中，反而愈益凸显出其璀璨夺目的光芒。几十年间，“三红一创”一版再版，仅《红岩》一书就累计印刷177次，发行量高达1170多万册，成为永恒的红色经典。

       创作方向：为工农兵服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鲜明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广大文艺工作者沿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明的方向阔步前进，创作了大批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三红一创”正是遵循“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创作方向创作出来的优秀文学作品。

       《红旗谱》的作者梁斌在《我为什么要写〈红旗谱〉》一文中回忆道：“我时时刻刻心中在想念着，怎样才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那些伟大的品质写出来。”他早年参加过与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峙近三个月的保定二师学潮，并投身于保定地区高阳、蠡县广大农民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武装斗争（史称“高蠡暴动”），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二师学潮、高蠡暴动的故事和人物，于是，“决心在文学领域里把他们的性格、形象，把他们的英勇，把这一连串震惊人心的历史事件保留下来，传给后一代”。他把目光转向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年代，开始了为工农兵写、写工农兵的文学创作。一部气势恢宏的革命历史小说《红旗谱》，就这样在他笔下诞生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在深入群众、扎根人民方面，柳青堪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典范。1952年，柳青把全家从北京迁到陕西省长安县，并在长安县皇甫村落户达14年之久。他先是担任长安县委副书记，主管农业互助合作工作，半年后便辞去这一职务，开始定居皇甫村，把自己当成皇甫村的普通一员，完全融入普通农民中。他积极参与互助组和合作社的创办过程，目睹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由此，成就了《创业史》这部深刻反映农村广阔生活、创造了一组生动鲜活人物形象的经典性史诗之作。

       《红日》的作者吴强，解放战争时期曾在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军）任宣教部长，亲身经历了小说中呈现的那段辉煌战争史。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被我军击毙。孟良崮战役结束后，吴强想到一年前张灵甫作为蒋介石王牌军的将领是那么的骄横跋扈，如今落得个兵败身亡，顿时萌发了创作灵感。他把人民军队置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宏阔背景下，通过涟水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三次战役，歌颂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展示人民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正义之师的光辉形象，深刻揭示战争与人民的关系，凸显了人民的力量。由此，《红日》作为正面描绘人民军队和革命战争的史诗性作品载入新中国文学史册。

       在“三红一创”4部长篇小说中，《红岩》独树一帜。《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参加过党领导的重庆解放前夕的地下斗争，并被国民党反动派投入白公馆、渣滓洞，亲身经历了黎明前光明与黑暗的激烈搏斗。我有幸见过杨益言一面，他面容和蔼、言笑晏晏。我想象不出这位清癯、瘦弱的革命者，当年是如何经受凶狠残暴的敌人严刑拷打、残酷折磨的，对他充满敬仰之情。罗广斌、杨益言把革命志士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和坚韧不拔的狱中斗争场景，极其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激情澎湃地塑造了一个在极端艰苦环境下坚持斗争、宁死不屈、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战斗集体，淋漓尽致地歌颂了共产党人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由于生动形象地诠释了理想、信仰、革命、斗争、牺牲、崇高等时代最强音，《红岩》被誉为“革命的教科书”。

       价值导向：传承红色基因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内含着作者的价值导向。“三红一创”的价值导向极为鲜明——传承红色基因。

       我读《红岩》，感受最深的两点，一个是信仰坚定，一个是对党忠诚。据后来出狱的幸存者说：“在狱中，革命者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与忠诚，光靠身体和意志是根本无法忍受如此酷刑的。”地下党工运书记许云峰为掩护市委书记安全转移，主动把特务的注意力引向自己。在狱中，他以顽强的意志用手指挖通了监狱通向狱外的洞口，却把这条越狱的通道留给了同志们，自己带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从容就义。负责学运工作的江姐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敌人妄图从她口里得到地下党的线索，估计她是一个女人，受不了拷打，因而对她实施了惨无人道的酷刑，但她都顶住了。她对狱友说，“在接受考验的时候，人的生命，要用来保护党的纯洁”“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江姐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如何对党忠诚。

       当年读《红旗谱》，我最激赏、最佩服的人物就是主人公朱老忠，好像他就是我们村子里的哪位大伯。朱老忠慷慨好义、铁骨铮铮、疾恶如仇，对地主阶级、对旧势力有着刻骨仇恨。他是农民中的英雄豪杰，是地主恶霸的死对头。由于独特的生活道路和固有的品格，朱老忠很快就接受了党的领导，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中，这位农民英雄迅速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的生命里铺就了鲜红的底色——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方向，坚韧不拔、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精神。朱老忠代表了老一辈农民，运涛、江涛、大贵、春兰则代表了新一代农民，他们在继承父辈不屈精神和斗争传统的同时，更加自觉地接受革命新思想的哺育，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为目光远大、意志坚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青年。

       记得当年看由小说改编成的同名电影《红日》，对杨在葆扮演的解放军连长石东根印象颇深。石东根是一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打仗时英勇无畏，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他在庆功会上喝得酩酊大醉，头戴高沿大帽、身着黄呢军服、足蹬长筒马靴纵马飞奔。军长沈振新看他一身国民党军官装束，厉声责问他：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你是解放军还是蒋介石匪军？这位革命军人，在革命纪律的约束下逐步克服缺点，在革命大熔炉中百炼成钢。高度自觉、十分严格的革命纪律，融入了他的血液之中。

       “三红”描绘的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壮丽画卷，“一创”则把笔触对准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和农民。如果说前仆后继、英勇斗争、久经磨难、不怕牺牲是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基因，那么，和平年代的红色基因除了上述内容，又悄然增添了新的内涵。《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身上，就体现了这种新的变化。这位贫农共产党员带领庄稼人走上了互助合作道路，他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时时刻刻牢记党的教导，毅然挑起全村群众生活的重担，带领大家进终南山砍竹子，解决了困难户和互助组的肥料问题。他身上那种为民造福、大公无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生动体现了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宽广胸怀和精神境界。

       艺术特色：鲜明中国风格

       “三红一创”由于根植于中国革命伟大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出鲜明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

       梁斌创作《红旗谱》时，非常自觉地思考作品应有的艺术风格。他说：“我时常在想着，怎样才能使它成为喜闻乐见的文学创作，我选择了古典小说中的传统手法。在章法结构上，不脱离古典文学的民族形式；语法结构上，不脱离农民自己的语言，尽可能写得通俗一些，使有文化的农民看得懂，没有文化的农民听得懂。”“如果一本书深入地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人民生活，地方色彩（当然不仅仅是地方色彩）浓厚了，民族风格、气魄就容易形成。”于是，我们看到，《红旗谱》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以雄健的笔触表现革命斗争，真实地再现中国北方农村的生活、斗争和风土人情，创造了一种亲切朴素而又富有气魄的民族风格，我们伟大民族的生活风貌和精神风貌跃然纸上。

       《创业史》的艺术特色是结构恢宏、视野开阔，叙事生动、描写细腻。对于文学技巧，柳青有独特的见解，他说：“重视文学技巧，但不要把文学技巧神秘化。借鉴是需要的。但当你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的时候，前人对你才有更大的启发作用……踏踏实实研究社会，研究人‘解剖麻雀’，一手拿着望远镜，一手拿着显微镜，才能找到创造性地解决表现技巧问题的正路。”于是，我们看到，《创业史》将宏大结构与精细描写相结合，将人物心理刻画与哲理性议论相结合，将叙事抒情与反思评价相结合，可谓“找到创造性地解决表现技巧问题的正路”，形成了严谨而宏伟的艺术结构，产生了结构严密、气势雄伟的史诗般的艺术效果。

       《红岩》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成功地塑造了英雄群像。无论是许云峰、江姐、成岗，还是华子良、刘思扬、双枪老太婆，这些人物形象都生动鲜活。一方面，作者善于变换笔法塑造人物，有时候正面写，有时候侧面写，有时候从回忆中叙述，有时候从档案里引出；另一方面，作者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深刻、细腻、生动、精湛的心理描写，刻画人物的精神特质。这样，就把生活在同样环境、进行着同样斗争、有着相同遭遇的不同人物，塑造得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由于成功地塑造了在狱中与敌人殊死搏斗的英雄群像，歌颂了英雄们英勇顽强的斗志、视死如归的精神，整部作品洋溢着磅礴的气势和悲壮的色彩。

       《红日》的艺术特色同样十分鲜明。其一，艺术地反映了大规模革命战争，把宏大深远的战略思想、具体而微的战斗细节，人民军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军队和老百姓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悲壮激烈的战争场面、朴实无华的爱情生活，有条不紊、自然而然地交织在一起。其二，出色地刻画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艺术形象，其中既有高级指挥员沈振新、梁波，又有团长刘胜、连长石东根，还有普通战士杨军。作者善于从对立和对比中刻画人物，善于抓住迥异的个性塑造人物，因而这些人物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